以時王當新王
——高拱《年齡》包養網車馬費學研討
作者：黃銘
來源：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
原載《同濟年夜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9年第4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十八日乙卯
耶穌2019年11月14日
作者近照
摘要：
孟子言孔子作《年齡》是“皇帝之事”，漢代《年齡》學懂得為孔子當“素王”，宋代《年齡》學則懂得為孔子“以天自處”。高拱以二說皆有損尊君之義，著《年齡正旨》駁正之。以為“皇帝之事”當指文、武之制，孔子作《年齡》，只是按文、武法式，據事直書罷了。并對“素王”說、“以天自處”說進行了系統的解構，將尊時王的意思推到了極致。本文從《年齡》學的現世主義和未來主義進行剖析，認為高拱的理論是撤消了未來主義面向，將《年齡》降為一代之史，時王與新王合一，使得《年齡》的批評性年夜為減弱。
關鍵詞：尊時王；魯史；皇帝之事
高拱字肅卿，謚文襄，河南新鄭人，明嘉靖二十年進士，官至吏部尚書、中極殿年夜學士，著有《年齡正旨》一卷。在此書中，高拱“以吾心君臣之義”[高拱：《年齡正旨》，載《高拱選集》，中州古籍出書社，2006年，第1069頁。下文凡引此書，僅標明頁碼。]闡明《年齡》尊王年夜義，并批評了傳統的“孔子素王說”和“孔子以天自處說”，將尊時王推到了極致，甚至明言：“《年齡》果假皇帝之權，即孔子之書，吾不敢謂然也……謂《年齡》假皇帝之權，即孟子之言，吾不敢謂然也。”[高拱：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69頁。]並且在一卷的篇幅中，高拱通過看似零碎的問答，系統的批評了舊說。本文試圖從傳統的《年齡》學的角度，詳細剖析高拱諸多命題的意圖，展現其嚴密的邏輯體系，并提出批評。
中州古籍出書社《高拱選集》書影
一、年齡學的兩個主義
在傳統《年齡》學中，孔子作《年齡》有兩個層面的意義，一方面是批評現世中弒父弒君的行為，通過尊周王而誅討亂臣賊子。另一方面是創設出一套幻想的軌制，供后代的王者取法。前者包養網dcard屬于現世主義，后者屬于未來主義。
這兩層意思，在《孟子》和《史記》中都有說起。《孟子•滕文公下》云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sd包養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懼，作《年齡》。《年齡》，皇帝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包養網車馬費‘知我其惟《年齡》乎？罪我者其惟《年齡》乎？’……孔子成《年齡》而亂臣賊子懼。”根據包養平台孟子短期包養之意，孔子因為畏懼弒父弒君之禍，故而作《年齡》誅討亂臣賊子，這是出于現世主義的考慮。而“《年齡》皇帝之事”，趙岐注云：“孔子懼霸道遂滅，故作《年齡》，因魯史記，設素王之法，謂皇帝之事也。”[《孟子注疏》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2000年，第210頁。]素王，便是空王，是借《年齡》設計出一套王者之制，供后王取法，這屬于未來主義的面向。
同樣的，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亦云：“周道衰廢，孔子為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年夜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消，道之不可也，長短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為全國儀表，貶皇帝，退諸侯，討年夜夫包養價格，以達王事罷了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”[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中華書局，1963年，第3297頁。]所謂的“退諸侯，討年夜夫”，就是現世中的尊王，通過貶退諸侯、年夜夫的僭越行為，維護周皇帝的權威；而“為全國儀表”“以達王事”“見之行事”，則是面向未來訂立軌制，故而周皇帝也在貶損之列。
現世主義的尊時王，《年齡》多有論及。若有“王者無敵”的觀念，成公元年，“秋，王師敗績于貿戎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孰敗之？蓋晉敗之，或謂貿戎敗之。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？王者無敵，莫敢當也。”[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4年，第699頁。下文凡引此書，僅標明頁碼]此處的史實是晉國擊敗了周皇帝。《年齡》從尊王的角度來看，晉國沒有資格和周皇帝“戰”，因為書“戰”表白雙方是同等的，周皇帝至高無上，沒有敵體之人，故僅書“王師敗績于貿戎”，隱往晉國，似乎是王師自敗一樣。又有“王者無外”的觀念，如隱公元年“冬，十有仲春，祭伯來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祭伯者何？皇帝之年夜夫也。何故不稱使？奔也。奔則曷為不言奔？王者無外，言奔則有外之辭也。”[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35-36頁。]祭伯為皇帝之年夜夫，出走至魯國，然《年齡》書“來”不書“出走”，因為普天之下難道王土，魯國的地盤也是屬于周皇帝的，故而無所謂“出走”，以此表達尊王之義。此外，《年齡》不僅尊待周皇帝自己，王官亦在愛崇之列，如僖公“八年春，王正月，公會王人、齊侯、宋公、衛侯、許男、曹伯、陳世子款、鄭世子華，盟于洮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王人者何？微者也。曷為序乎諸侯之上？先王命也。”[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409頁。]依照《年齡》名例，稱“王人”表白是周皇帝的下士，位置低賤，會盟中的排序卻在諸侯之上，這是也尊王觀念的題中之義。另一方面，對于僭越皇帝的行為，《年齡》進行了嚴厲的聲討，如宣公十八年“甲戌，楚子旅卒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何故不書葬？吳、楚之君不書葬，辟其號也。”[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686頁。]依照《年齡》常例，諸侯卒時書其爵位，葬時則體察臣子尊榮君父之心，以臣子所稱之名號書之。如齊國為侯爵，齊桓公卒時書“齊侯小白卒”，葬時則書“葬齊桓公”，稱“侯”為本爵，稱“公”則是臣子尊榮君父之辭。而吳、楚之君僭越了王號，依照上述規則書寫，則會出現“葬楚某王”、“葬吳某王”的詞句，明顯的僭越了周皇帝，故而《年齡》統一不書吳、楚之君的葬禮，以此彰顯尊王之義。此外，對于某些事實上的無益之事，若僭越了皇帝之權，文辭上也要進行貶抑，以此絕嫌明疑。如僖公“二年春，王正月，城楚丘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孰城之？城衛也。曷為不言城衛？滅也。……然則孰城之？桓公城之。曷為不言桓公城之？不與諸侯專封也。曷為不與？實與而文不與。文曷為不與？諸侯之義，不得專封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，則其曰實與之何？上無皇帝，下無方伯，全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力能救之，則救之可也。”[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376-377頁。]衛國被狄所滅，齊桓公助衛復國，將衛國國都遷至楚丘，在當時的形勢下，這是生死繼絕的善舉，可是在禮制上，唯有皇帝才幹封建諸侯，齊桓公的善舉有僭越之嫌，故而《年齡》對此的評價是“實與而文不與”，實際上認同，而在文辭上不認同。由上可見，《年齡》極重尊時王之義。
《年齡》的未來主義，觸及到的是“素王”以及“通三統”的問題，即“新周，故宋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。這里面有一整套邏輯：第一，孔子通過作《年齡》，為后世的王者定立軌制，那么《年齡》就是孔子假托的新的王者，此即“素王”之法。《年齡》是新的王者，則天命改易，周從全國共主降為新的“二王后”，此即“新周”。並且“新周”是通過災異體現的，宣公十六年“夏，成周宣謝災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成周者何？東周也。宣謝者何？宣宮之謝也。何言乎成周宣謝災？樂器躲焉爾。成周宣謝災，何故書？記災也。外災不書，此何故書？新周也。”[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681-682。]依照《年齡》之例，只記錄魯國的災異，魯國以外的災異，除了“二王后”之外，例所包養網VIP不書。此處書成周之災，便是周降為新的二王后的表征。別的，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也是由災異、吉祥體現的，如哀公十四年書“西狩獲麟”。依照普通的講法，王者之世，麒麟才會出現，故而麒麟是王者之吉祥。哀公十四年出現麒麟，則被認為是《年齡》授命之瑞，包養網比較同時也包養網推薦是周亡掉全國之異。第二，《年齡》新王之法是通過筆削兩百四十二年的史事表達的，那么需求在《年齡》中假托一個國家來闡明新王治世之法，故而又有“王魯”之說。可以說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與“王魯”是一體之兩面，前者是精力實質，后者是書法上的依托。第三，《年齡》另立一國法，有具體的改制內容，如矯正朔、服色、爵制等等。以上幾點構成了“素王”說的整體邏輯。
加倍主要的是，在《年齡》中，現世主義與未來主義并行不悖，體現在尊周王與“王魯”并不牴觸。如成元年“王師敗績于貿戎”，《公羊傳》曰：“孰敗之？蓋晉敗之，或謂貿戎敗之。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？王者無敵，莫敢當也。”徐彥疏云：“《年齡》之義，讬魯為王，而使舊王無敵者，見任為王，寧可會奪？正可時時內魯見義罷了。”[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700頁。]此條的宗旨是說明周皇帝的“王者無敵”，而徐彥提出了疑問，既然《年齡》以魯國為王，為何還使周皇帝“王者無敵”？答云：在現世中，時王之位不成剝奪，周不成退為諸侯，魯不成進為王爵；所謂的“王魯”僅是面向未來的假托，並且是通過“內魯”文辭體現的。具體來講，是將魯國的文辭和外諸侯區別開來，又不與周皇帝的文辭沖突。如按禮制，皇帝逝世曰崩，諸侯曰薨，年夜夫曰卒，而在《年齡》中，周皇帝稱崩，魯君稱薨，而外諸侯則稱卒。魯君稱薨，是正常的諸侯文辭，而外諸侯的文辭則降落一等，這就彰顯了王魯之義；同時魯國又不僭越周皇帝的文辭，則與尊時王不牴觸。故而皮錫瑞云：“《年齡》王魯，不奪舊王，是《年齡》尊王之義，與王魯之義，本可并行不悖也。”[皮錫瑞《經學通論·年齡通論》，中華書局2003年，第25頁。]
二、高拱對于孔子素王說的批評
高拱《年齡正旨》意在愛崇時王，對于傳統的“孔子素王說”進行了劇烈的批評，具體分為兩個方面：一是撤消《年齡》的未來主義面向，從現世主義的角度剝奪孔子貶皇帝之權，將《年齡》降為魯史。一是徹底消解“素王”說的理論基礎，將王魯、災異、矯正朔等觀念作系統性的批評。
守山閣叢書本《年齡正旨》內頁
1.孔子無賞罰皇帝之權，《年齡》僅為魯史
高拱云：“莫年夜乎君臣之義，而皇帝，全國之年夜君也。莫年夜乎圣人之道，而孔子，全國之至圣也。則尊王之義，宜無如孔子者。是故懼亂賊之有作，而《年齡》作焉。以植天經，以扶人紀，正所以尊王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69頁。]《年齡》專為尊王而作，誅討亂臣賊子是天然之事。但是皇帝為至尊之人，孔子僅為平民，可否賞罰皇帝？依據何種來由賞罰？就成了一個問題。
在傳統《年齡》學中，孔子面向未來，為后王立法，屬于假托的“皇帝之事”，天然可以褒貶周皇帝。而高拱認為孔子平民而行“皇帝之事”，自己屬于莫年夜的僭越。高拱云：“（孔子）自托南面之權以行賞罰，是橫行霸道，躬蹈無君之罪。亂賊且自我始，而又何故懼全國之亂賊乎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0頁。]又云：“匹夫假皇帝之柄，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，全國其孰信之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1頁。]高拱純粹從現世主義出發，采取歸謬法，認為孔子行皇帝事為最年夜的僭越，不成能再往誅討亂臣賊子，故孔子自己無賞罰皇帝之權。
另一方面，傳統《年齡》學中確有貶皇帝之文，如“王不稱天”。即文公五年“王使召伯來會葬（成風）”，不稱“天王”。據何休之意，因皇帝使召伯會葬成風不及時，故在名例上有所貶損。高拱卻認為這是削罰皇帝，相當于諸侯的黜爵，年夜違尊王之義，高氏云：“此傳者之謬也。且如魯桓簒弒之賊也，其‘公’則僭稱也。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，乃于簒弒之賊，尚不敢改其僭稱包養網比較之‘公’；皇帝，全國之年夜君也，何如魯桓？王，其本稱也，何如僭‘公’？其事則葬成風也，何如簒弒？而乃這般特加削罰，豈其君臣之義于全國之年夜君，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！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4至1075頁。]高氏再次應用歸謬法，認為魯國本為侯爵，而常稱為“公”，[實際上魯君稱“公”并非是僭稱，而是臣子之辭，見內外之別。因孔子根據魯史修《年齡》，因魯臣子之辭稱國君為“公”，此為內外之別，非為僭稱，而外諸侯書葬之時，亦因其臣子辭而稱公，亦非僭稱。]這是名例上的僭越，而《年齡》因其為宗國之君而不改。又認為魯桓私有篡弒之事，性質比周皇帝會葬諸侯之妾母不及時要加包養平台倍的惡劣，《年齡》亦不在名例上貶損。兩比擬較，則周皇帝加倍不成削罰。高氏又云：“圣人立言，取諸年夜義，非若后世比對于一字之間者，或謂‘王’，或謂‘天王’，隨便而言台灣包養網，無異同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5頁。]既然皇帝不成削罰，那么“王不稱天”就是偶爾異義，又進而否認了傳統《年齡》學“一字褒貶”之書法。
那么是不是皇帝有過，《年齡》不成以批評呢？上引周皇帝遣使會葬一事，高拱亦以為是“以皇帝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，是冠履顛倒，紀法掃地甚矣”，“何為其無貶也”。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5頁。]但貶皇帝的方法是“據事直書，所貶自見，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”。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5頁。]高拱否認了一字褒貶，那么只能從據事直書上探討褒貶。同時，孔子僅為匹夫，那么《年齡》貶皇帝的根據來自何處？高拱云：“文、武之褒貶之也。何謂文、武褒貶之也？曰：全國有圣賢之道，有朝廷之法。文、武之法，皆道地點。孔子準之，以作《年齡》。其所書善者，固文、武所是者也、所賞者也，是即所謂褒也。其所書惡者，固文、武所非者也、所罰者也，是即所謂貶也。人但能明乎文、武之道與法，則《年齡》所書褒貶自見，正不用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5頁。]很顯然，貶皇帝的只能是文、武之法，孔子雖為圣賢，也只是“據文、武之典制，以今天子之號令，而《年齡》作焉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2頁。]那么孟子所謂的“《年齡》皇帝之事”天包養一個月然指的是文、武法式，故而高拱云：“‘《年齡》皇帝之事’，蓋謂周皇帝事。猶古人稱‘我太祖舊制’云爾，非謂孔氏之為皇帝也。……若曰《年齡》行皇帝之事，則是平王以前，政教號令，皇帝自行之也；平王以后，政教號令，孔子另行之也。而文、武何在哉？而時王何在哉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2頁。]
高拱將孔子定為文、武之制的遵行者，《年齡》不過是遵守“太祖舊制”，“據事直書，所貶自見”，則與史書無別。高拱云：“包養合約《年齡》，孔氏之書歟？抑魯國之書歟？曰：‘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’，是魯史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1頁。]定《年齡》為魯史，是驚世駭俗的觀點。傳統《年齡》學都認為《年齡》是孔子筆削魯史而成，不成同等于魯史。且據高拱所引《孟子》，下文另有“孔子曰：‘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’”[《孟子·離婁下》]而今文家認為，這就是孔子“加王心于魯史”，屬于“皇帝之事”。對此高拱反駁道：“曰：筆則筆，削則削，亦皇帝歟？曰：然。孔子以文、武之道包養合約與法，筆削之也。可指言歟？曰：魯史之舊文無存，故筆削之新義莫考，然亦有可知者焉。如據事直書，即所謂筆也。如齊侯、鄭伯皆稱公，其赴報之書皆‘公’也。楚子、吳子皆稱‘王’，其赴報之書皆‘王’也。魯史舊文，固皆若是書也。孔子于齊公則削而為‘侯’，曰‘是吾皇帝之命侯也’；于鄭公則削而為‘伯’，曰‘是吾皇帝之命伯也’；于楚王、吳王則皆削而為‘子’，曰‘是吾皇帝之命子也’。即所謂削也。而其他以分歧王度削者，固可例知也已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6頁。]由此可見，魯史完整依據列國赴告寫成，而《年齡》則經過了孔子筆削。高拱并不否認筆削，只是筆削的根據在于文、武之法。那么將《年齡》定性為魯史，著眼點不在筆削，在于定《年齡》為有周一代之書，即為史書。
一代之史與萬世之法，在今文家看來，是經與史的區分，如皮錫瑞云：“說《年齡》者，須知《年齡》是孔子作。……孔子所作者，是為萬世作經，不是為一代作史。經史體例所以異者，史是據事直書，不立褒貶，長短自見。經是必借褒貶長短，以定制立法，為百王不易之常經。”[皮錫瑞《經學通論·年齡通論》，中華書局，2003包養平台年，第2頁。]高拱將《年齡》定為魯史，其實也留意到了萬世的問題，只不過是認為有周一代即為萬世，云：“使今王能行文、武之政，即可據而行也；使后王能行文、武之政，則亦于此取之罷了矣；而無俟乎他求也，而吾志亦可畢。故曰‘志在《年齡》也’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3至1074頁。]萬世皆行文、武之法，那么“《詩》亡然后《年齡》作”的歷史繼代內涵也被撤消了，高拱云：“曰：孟子不云乎：‘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后《年齡》作。’蓋西周盛時，文、武之典制，全國所共守也。皇帝之號令行于全國，罔敢有弗遵也。……周德雖衰，天命固未改也。文、武之典制雖不共守，然有可考而知也。皇帝之號令雖不可于全國，然皇帝固在也。于是，據文、武之典制，以今天子之號令，而《年齡》作焉。《年齡》始諸魯隱公，隱公元年，平王之四十九年也，是‘王跡熄而《詩》亡’之時也。《詩》至是而亡，故《年齡》自是而作；王跡至是而熄，故《年齡》自是而始。乃以繼二雅、表王跡，續接成周之命脈耳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1至1072頁。]依照高拱的邏輯，《年齡》是續接成周命脈，“王者之跡”實則未熄，時王即為新王，最基礎沒有素王的地位，故高氏云：“若曰《年齡》行皇帝之事，則是平王以前，政教號令，皇帝自行之也；平王以后，政教號令，孔子另行之也，而文、武何在哉？而時王何在哉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2頁。]
2.對“素王”說的系統批評
高拱以時王為新王，定《年齡》為魯史，認為文、武之制即為萬世法。而“素王”說則認為周制僅是一代之法，自己有弊病，而《年齡》則是改制救弊，為未來的王者訂立新制。此說天然遭到了高拱包養感情批評，並且是系統性的解構。
起首，消解“王魯”觀念。《年齡》當新王，具體是假托魯國為王者，闡釋新王之法。高拱則對“王魯”說進行清楚構，以為：“《年齡》今天子之權，包養金額非以假皇帝之權也。以皇帝之權還諸皇帝，非以皇帝之權與魯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4頁。]高拱認為，魯國僅為諸侯，天然不成作為王者。又認為，《年齡》之所以依托于魯史，是因為列國史記，如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，皆“語多張詡”“亂法干紀”，“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，文有足征，故孔子因此修之，以著先王之舊則，所謂述而不作者也。是自周皇帝事，夫何嘗以假魯也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6頁。]這般，《年齡》依托于魯，是因魯國更好的保留了周制，這完整是從一代之史的角度出發，將指向未來的“王魯”解釋為保存周制的“托魯”，則“王魯”說被消解了。
其次，對于災異、吉祥觀念的消解。《年齡》當新王的條件是周朝不再興，但是這些判斷是通過災異、吉祥隱晦的表達出來的。如哀公十四年“西狩獲麟”，因麟與王者有對應關系，便與“素王”說緊密聯系在一路。今文家認為孔子得麟而作《年齡》，獲麟是“（《年齡》）授命之瑞，周亡掉全國之異”；古文家則認為孔子成《年齡》而麟來瑞應。無論是獲麟乃作《年齡》，還是成《年齡》而麟來，都可以證明《年齡》是“素王”，當繼周而興。[關于今古文經學“素王說”的具體考證，可參見曾亦、郭曉東《年齡公羊學史》，華東師范年夜包養站長學出書社，2017年，第328-330頁。]高拱則斬斷了獲麟和孔子作《年齡》之間的聯系，云：“曰：獲麟之事何如？或謂‘感麟而作，故文止于所起’；或謂‘文成而麟至，以為瑞應’。孰是？曰：皆非也。《年齡》立百王之年夜法，撥亂世，反之正，是萬代之綱常也，而何與于麟？若曰‘感麟而作’，則使麟終不出，《年齡》固不作歟？使麟出于哀公之前，在十一公之間，《年齡》固遂止此歟？固知其否則也。若曰‘文成而麟至，以為瑞應’，則安知麟之所出，瑞為己歟？且后世亦每有麟焉，豈亦皆圣經之應歟？固又知其否則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8頁。]高拱認為，麟來與王者并沒有直接聯系，又從生涯經驗出發，否認了整個瑞應之事，云：“瑞應之事，有道者不言，謂其理之不成詳也包養犯法嗎。昔嘉靖己酉三月，鄭州生麟，予適過鄭，親見之。越歲，予門人王從諾氏家生麟，邑人皆見之，然迄無所應。則麟雖非世所常有，而亦世一切者。即有之，亦麟其所麟罷了，誠何與于圣人之經也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9頁。]高拱“麟其所麟”的觀念，頗近乎古人，廢除了“素王”說的吉祥支撐。同時“素王說”的災異支撐亦被廢除，高拱云：“天誠有興趣誅罰無道，乃降水旱兇災之譴，而使無辜之蒼生當之，亦非所以為天矣，而況其理實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80頁。]傳統的災異說都將災異的緣由歸于君王的行為，如董仲舒云：“國家將有掉道之敗，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異以警懼之，尚不知變，而傷敗甚至。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。”[班固《漢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2498頁。]意在通過災異彰顯天意，使人君反躬自省，以此限制君權。但高拱敏銳的看到，傳統災異說存在宏大的弊病，因為災異傷害的是平易近眾，與人君沒有直接的聯系，並且將災異與具體的事應聯系在一路長短常荒謬的。所以《年齡》書災異與吉祥都是據事直書，沒有其他附加的意思，那么“成周宣謝災”就沒有“新周”的意義，“西狩獲麟”就不為“素王”而設，那么“素王”說中的災異、吉祥支撐，也被解構失落了。
再次，對于具體改制內容的消解。在“通三統”理論中，新的王朝突起，要在軌制上有所變革，如矯正朔，換衣色，殊徽號等等，以此表白天命的轉移。包養網推薦就矯正朔而言，夏朝的正月為建寅之月（即當今的農歷正月），商朝正月為建丑之月（農歷十仲春），周朝正月為建子之月（農歷十一月），這三個月被稱為“三正”，在王朝變革中不斷循環。《年齡》繼周而起，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月。《論語》中孔子答顏淵問為邦，有“行夏之時”一語，可以作為《年齡》矯正朔的佐證。高拱則從最基礎上否認矯正朔的觀念，認為《年齡》是行文、武之政，而“行夏之時”則是另立一代軌制，天然沒有符合法規性，并將《論語》中孔子之語定為“私言”，云：“孔子之答顏淵也，以議道，以立法，故考慮四代禮樂無不成者，蓋孔子之私言也。《年齡》，魯國紀事之書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2-1073頁。]高拱不否認孔子可以考慮四代禮樂來“立法”，可是這種“立法”沒有未來主義的面向，不成能被后世王者取法，充其量只能作為“私言”。而《年齡》屬于魯史，並且表白有周一代之制將不斷的延續，只要現世的尊王，一切假托的改制都長短法的。至此，高拱將“素王”說作了系統而徹底的解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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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視作品中的高拱抽像
三.對“夏時冠包養甜心周月”及“孔子以天自處”說的批評
“素王”說遵守的是現世主義和未來主義兩條路徑，新王是假托，現世中仍尊待周皇帝，孔子既在歷史中，又超然于歷史之外。而到了宋代，孔子的神圣性不斷增強，完整超然于歷史之外，就有了“夏時冠周月”說和“孔子以天自處”說。
“夏時冠周月”是胡安國提出的，[“夏時冠周月”說實際上來源于程頤，顯明于胡安國，到朱子那里正式完成，可參見拙文《論年齡學“行夏之時”說的漢宋之辨》（未刊稿）。]旨在《年齡》中貫徹《論語》“行夏之時”的觀念，屬于矯正朔的范疇。胡安國云：“按《左氏》曰：‘王周正月。’周人以建子為歲首，則冬十有一月是也。……建子非春亦明矣，乃以夏時冠周月。何哉？圣人語顏回以為邦，則曰‘行夏之時’，作《年齡》以經世，則曰‘春王正月’，此見諸行事之驗也。或謂：非皇帝不議禮，仲尼有圣德無其位，而矯正朔，可乎？曰：有是言也，不曰‘《年齡》皇帝之事’乎？以夏時冠月，垂法后世，以周正紀事，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，甜心寶貝包養網其旨微矣。”[胡安國《年齡胡氏傳》，浙江古籍出書社，2010年，第2頁。]胡氏的理論有三個步驟，分別是改年、改月、改時。起首，胡安國認為夏、商、周三代分別以建寅（農歷一月）、建丑（農歷十仲春）、建子（農歷十一月）為首月，可是三代以夏歷作為標準，商、周僅僅改年，而不改時、月，如周之正月為夏歷十一月，而周代的一年之首記作“元年冬十一月”，僅以夏歷十一月作為一年的開端，而不改時、月。其次，孔子在周代歷法的基礎之上改月，將建子之月改為正月，[胡安國認為周代本不改月，月為孔子所改，而朱子則對此提出嚴厲的批評，認為周制已經改了正月，非孔子包養一個月所改。我們認為朱子的批評是正確的，詳參拙文《論年齡學“行夏之時”說的漢宋之辨》（未刊稿），由于此處高拱批評的是胡安國的學說，故仍以胡氏說為準。]原來的“元年冬十一月”則變成“元年冬正月”，這個就是“夏時冠周月”說中的“周月”。再次，胡安國認為四時的標準本是固定的，以農歷的一、二、三月為春，四、五、六月為夏，七、八、玄月為秋，十、十一、十仲春為冬，這個剛好合適夏代的歷法。而依照周代正月的算法，則以三、四、蒲月為春，六、七、八包養站長月為夏，九、十、十一月為秋，十二、一、仲春為冬，所以歲首是“元年冬正月”。所謂“夏時冠周月”，是孔子將夏歷四時和月份的對應關系，移植到周月上，將“元年冬正月”改為“元年春正月”，而四時的實際范圍也發生了變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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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古籍出書社《年齡胡氏傳》
由上可知，“夏時冠周月”的邏輯是很復雜的，高拱對此顯然有誤解，以為胡安國是直接應用“夏正”，《年齡》“元年春正月”指的是夏歷正月，據此進行批包養網dcard評，云：“紀事而用夏正，則其所紀者包養女人，夏事歟？周事歟？用前代之正朔，以紀當代之事，則不成以成文；改當代之正朔，以紀當代之事，則不成以成史。圣莫盛于孔子，孔子之事，莫年夜乎《年齡》；《年齡》之事，莫年夜乎正朔。而乃肆意為之，以為國史，將為私言乎？將為公言乎？且《左傳》僖公五年‘正月辛亥朔，日南至’，應用夏正，則正月安得‘日南至’也？經書‘仲春無冰’，應用夏正，則仲春驚蟄，船楫既通矣，何故書‘無冰’也？‘秋洪流，無麥苗’，應用夏正，則秋安得有麥也？‘十月隕霜殺菽’，應用夏正，則十月安得有菽？隕霜猶謂遲也。‘冬年夜雨雪’，應用夏正，則冬正雨雪之候，而何故為災也？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3頁。]高拱認為《年齡》用夏正，則仲春無冰，十月有菽等皆分歧時令，以此反駁胡安國之說，是一個宏大的誤解。胡安國也以為《年齡》以建子之月為正月，非用夏正。問題的癥結在于胡安國認定周代底本沿用夏歷，僅改年罷了，而孔子對于周代歷法進行了直接的改動，從周史的“元年冬十一月”改為“元年春正月”。而在“素王”說中，周代原初的歷法即以建子之月為正月，孔子沒有直接改動周歷，“行夏之時”是通過隱微的對比得出的。[即何休用“河陽冬言狩”與“獲麟春言狩（而不譏）”的對比，得出孔子欲“行夏之時”的結論，而《年齡》自己則用的是周歷，可參拙文《論年齡學“行夏之時”說的漢宋之辨》（未刊稿）。]而“夏時冠周月”說則是孔子完整超然于歷史之外，直接改動正朔，這是莫年夜的僭越，故而高拱批評其“改當代之正朔”，“不成以成史”，是可以的。至于指責胡安國直接用夏正，則是高拱細緻武斷的表現。
胡安國還有“孔子以天自處”說。定公十年“齊人來歸鄆、讙、龜陰田”，胡安國以為，先前夾谷之會，孔子以禮責齊，故齊侯歸還三邑謝罪，《年齡》記錄此條是孔子“自序其績”，繼而云：“《年齡》，夫子之筆削，自序其績，可乎？圣人會人物于一身，萬象異形而同體；通古今于一息，百王異世而同神。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，于我皆真而無所忘也。其曰：‘天之將喪文雅也，后逝世者不得與于文雅也；天之未喪文雅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’是以天自處矣，而亦何嫌之有？”[胡安國《年齡胡氏傳》，浙江古籍出書社，2010年版包養網推薦，第468頁。]胡安國以為，孔子是“以天自處”，超出于歷史，對于本身參與的事務，天然可以表功序績。高拱駁云：“茲書曰‘及齊平，公會齊侯于夾谷’，后即書曰‘齊人來歸鄆、讙、龜陰田’。是歸鄆、讙、龜陰田者，由公之及齊平也；使不及齊平，固不歸也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7至1078頁。]將歸田之事完整納進現世政治中，認為是齊魯講和的結甜心寶貝包養網果。並且歸田本為大事，即使是孔子自序其績，也與“以天自處”無關，高氏云：“‘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！’而乃以區區歸田，稱圣人之神化，又設為‘以天自處’之說，而謂其不嫌自敘，則亦非所以語圣人矣。”[高拱《年齡正旨》，第1078頁。]孔子超出歷史本是未來主義面向，與現世的尊王并不牴觸，這也是“素王”說高超的處所。而宋以后將孔子不斷神化，甚至撤消了現世主義的面向，孔子可以直接改變時王之正朔，以天自處，是走向了一個極端。高拱的批評，純粹從現世主義出發，將神化孔子的部門還原為現實政治，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，可謂是矯枉過正。
余論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認為，高拱作《年齡正旨》，“蓋以宋以來說《年齡》者穿鑿附會，欲尊圣人而不知其所以尊，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，乃推原經意，以訂其謬”。[永瑢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第231頁下欄。]實則高拱以尊時王進手，批評了宋以來的“孔子以天自處”說，更是批評了漢代的“孔子素王”說。從文中單個命題來看，高拱所論，即使在明代亦非首創，正如周翔宇所云：“整部《年齡正旨》所辨，其實都并未超越明代中期《年齡》學已有的理論結果。”[周翔宇《經典詮釋的新發展——明代學研討》，華中師范年夜學博士論文，2015年，第256頁。]然其理論的體系性很是嚴密，有立亦有破，特別是將“孔子素王”說的理論構架進行了周全地消解。同時定《年齡》為魯史，孔子僅是文、武之法的遵守者，與“皇帝之事”無關，則將尊時王的觀念推到了極致。這當然是明代君權絕後強盛，在學術上的反應。或是高拱有實際的政治意圖，因為《年齡正旨》作于隆慶六年高氏歸田之后，書中極真個強調尊時王，或許是針對張居正與馮保的有為之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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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視作品中的高拱抽像
另一方面，作為歷史中的孔子自己而言，作《年齡》確定屬于私言，僅是面向未來一種假托罷了。可是對于后人而言，孔子就不僅是歷史上的人物，其學說更是判斷政治符合法規性的標準，自己超出于歷史。后人實踐孔子之言，或是進步孔子的位置，都是在現實政治之外，保留幻想主義和批評精力。無論是“素王”說還是孔子“以天自處”說，都具備這一點。而高拱只重現世主義的維度，將時王與新王合一，極年夜的減弱了《年齡》的批評精力。且在論證中多有武斷空疏的處所，如高拱屢次認為諸侯僭“公”，實則此為臣子之辭，《年齡》依托于魯史，對魯君的稱謂本為“公”，非僭公爵。又如誤解“夏時冠周月”之說，以為直接應用夏正等。總體來說，高拱“以吾心君臣之義”權衡《年齡》，極度尊君，強包養網心得悍而又系統，在《年齡》學史上可謂獨樹一幟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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